作者／JOSH TIGERS喬許泰格斯

前陣子我跟隨流行跑到國外打工。

在國外，第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當地驚人的高物價。當時我在機場，點了兩片葡萄乾土司和一杯摩卡咖啡，要價新台幣476元；那一刻我才知道台 灣是個消費天堂。後來的期間，我每消費一次，就懷念「無論去哪裡消費都很便宜」的台灣一次。台灣，在我直接的感官裡，與「便宜」劃上等號。

然而回國後，我卻發現：並不是那麼回事！

連兩週的溼冷天氣，宣告台灣正式進入冬季時期，我跟一般人的想法一樣：趕快買個幾件保暖衣物防寒。

我來到夜市，看中幾件毛衣和襯衫，價格都在900、1000左右，相較於國外一件動輒2、3000，台灣的顯得很「漂亮」；然而我卻遲遲下不了手，為什麼？！

我想起以前友人曾開玩笑的說，等我回來我一定「什麼都敢買」，然而當我實際站在這裡面對台灣的價格時，我卻捨不得消費。

在台灣，一件等同於國外價格下殺2折的衣服，我卻覺得「貴」！

「薪資所得」+「物價」=「感覺」

2014年，全球物價指數排行，我國排名第106名，物價遠遠低於其它已開發國家，然而我們卻感覺東西「不便宜」，為什麼？！原因就在於台灣的「薪資所得」！

以我自己為例子，在國外，我的時薪為27澳元，一天工作時數為6.5小時，實領週薪約為（扣完稅與勞工退休金）750澳元，而一件普遍襯衫的價格通常為75澳元上下；而在台灣，以我目前服務業薪水為例，一天工作8小時，日薪為1000新台幣，一個月約為20000新台幣。

換句話說，在澳洲，買一件品質較好的襯衫，我需要工作約3個小時才能購買，如果是平價服飾則更低，約工作1.5個小時我就能購入一件；而在台灣，要買一件夜市攤位的普通襯衫，則需要我工作約8小時才能購入；也難怪為何我需要考慮再三。

「工時」是衡量消費的幫手？！

以往還未出國以前，我本身的消費模式是以「薪資所得」與商品「價格」之間的關係來做衡量；返臺後，我改以「工時」作為買不買的主要依據。

譬如現下流行的自拍神器，一組價格大約為450元新台幣；依據以往的消費行為，我會思考一組自拍神器約占我的可用餘額7％，那麼我可能會因為它占的 比例不到可用餘額的十分之一而選擇購買；然而如果改以「工時」作為考量的話，一組自拍神器約需要我工作將近4個小時才能購入，則會讓我考慮再三。

衡量比較圖示：

以這樣的衡量模式來看，我們不難發現一旦物價上漲，我們會覺得「很貴」，因為這需要我們花更多時間工作才能換取我們想要的東西，而不單單僅是因為價格變高。

「抑制物價上揚」是不是我們的主要訴求？！

上個月底，速食業者宣布調漲時，經過媒體報導，網路上也開始有了民眾抱怨的聲音。

我們當然會抱怨！因為這代表著我們付出同樣的勞力，無法交換原本同樣的東西！然而這樣的質疑「方向」是否能為我們帶來實質上的幫助呢？依據我國勞委 會的資料，我國從1997年至2007年止未調過國內的基本工資，而從2007年至今年為止經歷7次的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查，最後定案我們的最低基本工 資月薪僅為20008元新台幣，比起媒體、大眾經常討論的22k還要再低1992元。實際搜尋同時期相關新聞的討論度，「薪資調幅」問題遠遠低於「物價上 漲」 ，在這樣「提到物價我就不爽」的形態下，大家漸漸遺忘了攸關我們民生最重要的因素——薪資。

早在速食業者宣布調漲的十天前，近期風靡全球的法國經濟學者皮凱提在當時提到，對比於我國的國內生產毛額(GDP)，台灣的薪水低到不成比例。我對他印象最為深刻的即他向在場媒體表示說他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？但他肯定他一定去了某些地方！

皮凱提的言論，我們白話一點的轉述就是：對比於台灣賺進的錢，我們的薪水低到不成比例；既然我們的老闆有賺錢，那麼，我們的薪水跑去哪裡了？

相信大家應該直接聯想到了一個答案：資方！也就是我們的老闆！

薪水完全進入老闆口袋了嗎？！

經過上述結論，可能有不少22k族甚至更低薪者已經迫不急待在網路上開罵。先別急！我們先來推敲一下，如果薪水全進老闆口袋，有可能經歷這麼多年都沒人發現或舉發過嗎？如果不是，那麼薪水到底去哪了？

薪水流向推敲圖示：

經過上圖圖式，我們可以理解：很不幸地，我們薪水顯然僅有少部分到老闆的口袋，大部分都被填去消耗因應低價格的成本裡了。

講到這裡，大概有人會開始哀嚎「哇靠，我消失的薪水是為了讓我可以買得起『漸漸、慢慢地、越來越』漲的東西，而且重點是我還無法完全阻止它漲的話，那我們的物價幹嘛要凍漲啊？！」

政府與媒體做了什麼選擇？

前面提到的薪資與物價的關係與連帶影響，幾乎可以確定了有一部分的責任源自於我們的輿論；然而，除了批判、怨懟，或許我們可以做的比我們所想的還要多更多，就是直接影響！

從去年的廣大興事件、大埔強拆案、洪仲丘事件，到今年的服貿爭議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從民選總統以來，我們政府不足的地方，包括決策上的不透明、無法有效改善與國民的溝通，甚至決策走向單方面取決於媒體報導或群眾言論。

歷來政府大可以選擇讓民眾理解「薪資」與「物價」直接的利害與因果關係，再經透明程序做決策；然而他們選擇進行了基本工資審議的閉門會議，參與的21人決定了我們的基本薪資連22k都不到；然後在另一方面，不斷關切資方請喝咖啡或研擬調降關稅。

這樣「治標不治本」的政策就好比國人向國防部反映軍中「管教不當」事件層出不窮後，軍方經過層層會議召開、簡報、檢討、審核、決議後告訴我們：「我 們推出申訴制度方案」，然後「管教不當」事件依舊持續一樣，令人無奈。甚至政府可能會覺得委屈，覺得能做的都做了、盡力了還要被公眾圍剿。

而媒體過度引用網友負面留言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。例如原本可以客觀報導物價上漲的新聞，在過度引用網友對物價上漲的批判後，雖使報導專注在「漲物 價」的議題上，卻使大眾忽略了「漲物價」這件事背後影響層面的本質。這樣的情況週而復始的一再發生之後，終於使言論一面倒的呈現「只要表面探討，拋棄事件 主因」。

我們可以決定我們的薪資嗎？

從現在的社會動態、政府決策的方向以及媒體報導的方式，我們知道了幾個我們長期以來一直忽略的面向：

1.我們不一定是「清楚」的狀態，大多時候，我們都是被動接收訊息，我們「知道」了，但我們卻不一定「確定」狀況；我們甚至淺移默化的忘了發出「為什麼？」這個聲音。

2.第五權（除了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媒體、公眾視聽外的第五種政治權力，一般指經濟體系或網際網路）的效應遠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，例如洪仲丘事件與服貿爭議都是網際網路上群眾發揮力量的成果。

3.過濾第五權眾多思想的媒體，連帶背負許多責任；媒體如果選擇性的報導，也等同了選擇讓群眾知道了什麼觀感的事件，也許是正面的，也許是負面的。

4.無法溝通的政府，是大部分群眾無法接受的；而我們的政府，是當我們盡最大努力溝通時，可以產生效用的。

5.當我們的訴求，表達了「我們想要什麼、我們不要什麼」，「說明了為什麼我們要或不要」，取代了「批評」、「反對」時，焦點就不是只在「批評」、「反對」上了。

我們可以決定我們薪資嗎？

我不確定。但我可以確定，我們可以影響。

●作者Josh Tigers，新北鶯歌，目前在澳洲打工度假，有個人粉絲專頁。以上言論不代表本報立場。ET論壇歡迎更多聲音與討論，來稿請寄editor@ettoday.ne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