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並非毫無勝算，法官會斟酌孩子受虐後的情況，審視社工人員的家訪紀錄，並請社工到法院備席，屆時情勢或許對我有利。

  我戒慎地在約定好的時間，帶兒子前往社會局找負責此案的社工。接待我的是一位身形瘦小、長相秀氣，思路卻十分清晰的女孩子。我們通過三次電話；第一次在事發後的隔周一，她說明來電之意並向我詢問該事件的緣由經過，當天下午我便走進法院申請保護令。第二次是我向她請教申請親權改定的程序，她建議我做法律諮詢，並熱心提供免費諮詢管道。第三次是她打電話向我確認家訪時間，當我表明可以帶孩子到社會局找她時，我們約在一個星期五的下午。

  頭一遭走進偌大的行政大樓，卻懷著忐忑心情。社工局在一樓，我牽著兒子，緩緩走向家暴科。稍早兒子問我來此處的目的，我據實以告，不想添油加醋左右孩子對事實的陳述。

「如果我跟社工阿姨說爸爸打我，她會讓我跟你永遠住在一起嗎？」一張無辜的臉帶著些許憂慮與不安。看了令人於心不忍。

「我不知道。」要如何對一個剛滿七歲的孩子說媽媽即將告爸爸，這是萬分困難的事。

諮商室裡的擺設有點像會議室，橢圓長桌的周圍排放十多張秘書椅，我和兒子挑了兩張椅子比鄰而坐，但隨即被社工分開，這舉動令人有些錯愕，兒子困惑地看我一眼，我敦促他坐在社工阿姨身邊。自己則挑了靠近角落的位置，隔著距離聆聽他們的對話。

社工為了打破和孩子的距離，先找了些風馬牛不相及的話題跟他聊。原本內向的兒子總是以簡潔的語彙回答。結果這招很有效，不出幾分鐘，她和兒子已經聊開了。這時他開始導入正題，問起孩子平日和父親相處的情況。

「你不乖的時候，爸爸會不會打你？」

「有時會，有時不會。」

「你印象中爸爸打你最嚴重的是哪一次？」

兒子想了幾秒，嘴裡咕噥唸著，手指頭也開始壓算，數到三便停下來。「好像有三次，兩次用手打，一次用棍子打。」有點答非所問，但社工並未糾正他。

「為什麼被打呢？」

「因為我不乖，搶妹妹東西還有弄壞Wii。」

「爸爸打你的時候，你會很害怕嗎？」

「嗯：：會吧！」

「爸爸為什麼把你關在儲藏室裡？」

「因為我說了不好聽的話。爸爸罰我在儲藏室裡，後來我就睡著了。」

我仔細聆聽他們對話，也在意社工臉上的表情，當然偶爾兒子會望向我，社工便循著目光看我一眼，帶著某種默契或斟酌的涵義。我並非不懂，只是要保持這樣的距離和領會，有股弔詭的尷尬。十多分鐘過去了，社工最後一個問題結束整個詢問：

「如果用一到十來分，你怕爸爸幾分？」

兒子想了幾秒，又看了我一眼，但我面無表情，等待他的回答。「差不多七分。」

  接下來社工與我交談，很有默契地不觸碰「離婚」這字眼，在離婚協議及孩子與我相處的過程中，判讀我對孩子教養的行為模式。最後大概歸納出孩子為何比較喜歡我，因為我很少打罵。

  離婚後，總覺得對孩子虧欠許多，想想其他同齡的小孩，在父母共同教養下，天真無邪度過他們的童年。而我的孩子呢？每周有三、四天看不到媽媽，假日不能像過去一樣，一家四口共同出遊，雖然媽媽會想辦法讓他們玩得開心，卻在他們腳走酸了、太矮看不到舞台上表演的時候，沒有一雙孔武有力的手或肩膀能幫忙。為了彌補缺憾，我在孩子與我相處的時刻努力扮演母兼父職的角色，背著裝滿零食和水的帆布包上山下海，甚至自掏腰包帶孩子出國旅遊。對我而言，撒下大把銀子讓孩子玩得開心，是我最渴望的事，孩子的童年無法重來，哪天我們老了、孩子大了，回憶卻永遠烙印在彼此心中。